罗建法(广东,学者)

昨日，邵氏主席邵逸夫（邵逸夫的论坛 邵逸夫的图集 邵逸夫的明星村）以“卖家融资”形式，向杨国强借出35亿元，令碧桂园(02007.HK)主席杨国强收购邵氏(00080.HK)控股权一事峰回路转，邵逸夫此举，竟助碧桂园收购成功。

　   哲人其萎，其无后乎？

     人生满百，即为一个轮回。邵逸夫在101岁之际，不惜以借钱给买家的方式出卖自己毕生的事业，不仅有马放南山，英雄归去的放达，也透露出邵氏后继无人，家业难传的隐忧。

                   圣人不死？

在香港娱乐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评选中，邵逸夫位居榜首。香港特首曾萌权曾在一次艺术节中特意挽着邵逸夫的手，。足见这位传奇老人在香港的影响力。作为香港娱乐圈中唯一的过百岁的人瑞，邵逸夫也娱乐行业创造了几个时代的传奇。被成为香港影视行业的“活古董”。

　　  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邵逸夫兄弟四人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其漫长的影视生涯，一度联袂称霸整个东南亚的电影市场；1958年，邵逸夫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开启了在香港电影界的掘金时代。此后，邵氏兄弟长期称雄香港电影市场，李丽华、林黛、凌波，张彻，李翰祥、乃至后来成为对手的邬文怀等导演、演员，无不出自其门下，可谓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英雄。

70年代，邵氏兄弟踏足当时发展迅速的电视行业，与无线电视合作，80年成为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出任董事局主席至今。目前，TVB王国是目前亚洲最大中文节目内容的供货商，在本港有着近乎垄断的竞争态势； TVB制作的《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曾在内地引发了万人空巷的盛况；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刘嘉玲等香港演艺圈的“黄金一代”，也基本出自邵氏。

无疑，邵逸夫缔造了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

   但是，同样因为他在电影王国里的天下无敌，才造就了今日后继缺乏人的局面。到邵逸夫100岁的时候，他仍然掌控着TVB及邵氏兄弟百亿家产。成为香港乃至全球最高龄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

   在其老之将至的时候，邵逸夫并没有来得及培养合适的接班人，早在80年代，当时还是邵逸夫红颜知己的现任太太方逸华，曾经强势介入公司业务，由此引起与其两个儿子邵维铭与邵维钟的强烈不满足，兄弟俩后来退出董事局，移民新加坡，父子不相往来二十多年。目前，兄弟俩人主要从事地产业，“不做大哥好多年”，因此不会考虑继承家业。

     如今，于2000年接任执行总裁的方逸华也已年逾古稀，由于实行“新政”，使其与以前部分老臣矛盾尖锐，一些元老及纷纷出走，甚至掉头来挖墙角。而在TVB内部，也是暗潮汹涌。曾励珍与乐易玲之间元老与新贵的明争暗斗，更令TVB伤气大伤。

    儿子与太太，都不堪重托，而百岁高龄的邵逸夫身体也不太好，无奈，只好花落别家。在某种意义上说，邵逸夫出卖TVB，正是内心的失望的流露。

    邵氏正如一个老大帝国，虽然仍然身躯庞大，但是却早已日过中天，步入了衰落期。在电影领域，嘉禾，新艺城等众多后起之秀蚕食了原来的市场，邵氏电影的老套路，逐渐被新派电影替代，导致邵氏自80年代末就基本停产电影。转而进军电视行业，而在90年代末，亚视又异军突起，曾经使邵氏独占60%的市场受到严重威胁，在21世纪初期，甚至一度取代邵氏霸主地位，近年虽然风头已弱，但是无线仍然受到巨大冲击与威胁，不复天下独霸的豪气。

   “戴高乐滚进博物馆去！”

曾经的一代英雄，垂暮之年的戴高乐，在晚年却被民众要求退出历史舞台。

邵逸夫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圣人不死，大乱不止。

也许，正因为邵逸夫成就巨大，才使他的身影，遮蔽了众人的视线，他的强势，使他在内部看不到可以与自己匹敌的人，在自己日落西山的时候，只好将目光投向家族之外。

退出角斗场，走进博物馆，也许是邵逸夫最明智的归宿。

                 基业何必长青？

舍弃权杖，架起拐杖，对于百岁老人邵逸夫来说，似乎只是一个人生的角色转换。

但是，对于TVB乃至整个邵氏企业集团来说，出卖TVB之后，却意味着一个曾经风云数十年的庞大商业帝国，就此走向消亡。

在企业界，以出卖企业而完成退休的，并非邵逸夫一人。2007年末，大陆家电行业的风云人物张大中，将大中电器出卖给曾经的竞争对手国美，从此退出江湖。是年张大中60岁，刚好进入人生的暮年。

对于很多商人来说，追求百年老店，渴望基业长青，似乎成为一种惯性。邵逸夫出卖TVB，则为展现了另外一种商业观。

事实上，企业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的资源。正如人一样，此起彼伏，本是常事。就是世界最顶尖的企业，也是时常消长，曾经的第一商业帝国东印度公司何在？曾经独霸一方的美俘最终分崩离析，辉煌湮灭，必然有新的强者诞生。纵使企业消亡，只要企业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一样可以死而不僵，亡而不散。大中被国美收购后，其资源并没有被弃置，国美在收购永乐，大中后，变得更为强大，昔日大中的鲜血，已经注入国美的河流之中。而邵逸夫不惜借钱帮杨国强买自己，正是看中了碧桂园欣欣向荣的气象。作为大陆新起的龙头企业，他相信碧桂园有雄心与能力经营好未来的TVB，遂放心归去。

希腊的枯树，迸发罗马的新芽。生生不息，一代更比一代强，也许是这就是商业社

会的魅力之所在。基业不青，又有何妨？

 同时，邵逸夫的放手，也使其人生更为宽广。

邵逸夫不仅是华人娱乐业的王中之王，更是慈善业中的出翘。本次汶川地震，邵逸夫就一次捐款一亿人民币。事实上，从1985年起，邵逸夫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二十多年来，他共向内地捐赠了34亿港元，兴建了5000多个项目。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遍布中国各地。2002年，邵逸夫还捐资创立被誉为‘东方诺贝尔’的‘邵逸夫奖’，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进行研究。1990年，中国科学院为了表彰他对公益事业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还山”之后的邵逸夫才真正走向了无为而无不为。

很多世界知名企业家，都曾经有一个“还山皈佛”的人生历程。比邵逸夫更年轻的世界前首富盖茨就宣布7月后彻底退休，以后只从事慈善事业。台湾的施振荣，则致力于传播其商业经验与人生感悟。

在潮落之际乘时而退，不仅为新一代人腾出了广阔空间，也使自己的人生得到升华，于企业和个人，都是善莫大焉。

提要：作为商人，王石的举动需要符合商业规则和商业程序，而作为社会名流，人们却希望他在社会责任上能够起到表率作用。王石被诟病，就在于他在不对的时机，做了商人本分之内的事情。

   罗建法  (广东) 

本月初，万科董事会正式通过捐款1亿的决议，而举似有亡羊补牢的意味。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万科A（000002）董事长王石宣布“万科捐200万是合适的，不能让慈善成为负担，内部员工捐款不能超过10元。”

　　王石此言一出，立即引起骂声一片。王石关于内部员工捐款不要超10元，更使他获得了“王十元”的诨名。

　　之后，王石进行“10日危机公关”，向公众道歉并敦促董事会将支援灾区款项上限调至1亿元人民币，同时声明不寻求任何商业回报。但是，王石这次危机公关的效果却远不如去年7月其妻买入万科A股票后的危机公关。上一次，王石在道歉并承诺因误操作而得到的收益上交公司后，基本得到了公众的谅解。而这次公关之后，却仍有人认为王石救灾上的不断深入反而“更像市场争夺战”。

　　何以至此？

　　商业化的王石

　　其实，这一次，王石的困境还是在于其双重身分，作为企业家的王石，和作为自然人的王石没有在适当的时机，选择好适当的角色。对形势的误判，造成了王石身份“切换”的不及时。

　　王石宣布万科捐款200万，被人诟病为“小气”，实则是其企业角色的局限。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万科的股东和实际托管人，王石首先得对股东负责。

　　万科是一家上市公司，所有财产属于股东。因此公司的公益捐款必须在股东大会授权下进行。从2006年开始，股东大会给予万科每年的企业公民建设费用授权额度为1000万元，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使用了近800万元。万科宣布捐款200万，等于是将剩余的所有资金都捐出去了。同时，这也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

　　而在公司程序的制约之外，万科的捐款“过少”与行动迟缓，还与王石对于慈善的看法有关，王石在其个人博客中称：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

　　作为企业股东代表，王石不仅对其企业过分敏感，而且对于企业员工似乎过度“负责”了。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

　同样的违背了商业规则，鼓励乃至强制捐款的人可以成为英雄和富有爱心的人，如同在深圳的神舟电脑吴海舟，就曾宣称要将不捐款的员工赶出企业，而王石限制捐款，则使其陷于了商业与道德的双重困境之中：限制捐款既有损商业的自由精神，更有负公众的期望。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切为了股东利益应该成为企业的本能。”但是，仅有本能，正如人一样，还远远不够，现代社会，已经将企业也纳入一个宏大的社会体系中。“王十元”的成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王石太过于商业化，太站在纯粹的商人角度上考量一切所致。

　　谁的责任 ？

　　其实，多与少从来都是相对的。

很多时候，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约定的潜在考验。正如一个酒量惊人的人，在酒桌上却喝的很少，这个时候别人就会对他产生“不爽快”，“不够朋友”的评价，所谓的“酒精考验”其精髓就在于此。而很多女人之所以老是问那个关于“老婆与老妈掉到水里先救谁”的傻问题，其实也是对于爱情的考验。只想知道你的爱有几分。

　　从企业实力上讲，万科2007年销售收入523亿元，其去年净利润更是达到48亿元之巨。率先捐款达 2600万元的步步高，其去年销售收入为120亿元；利润1亿元，蒙牛捐款 520万元，而其2007年度销售额为213亿元，利润9亿元。如果有一个企业资产与捐款比，或者是企业利润与捐款比的话，在知名企业中，万科的捐款确实是最少的几个之一。

　　万科在企业界的声望，则使其隐约背负了更多的期望，人们希望他们能够起到表率作用。“走在最前面，不仅意味着光荣，更意味着牺牲。”而万科，并没有作出应有的牺牲，这使它处于道义上的弱势。而作为企业领袖，王石既没有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没有表现出作为个人的良知与牺牲精神，从而失去了其企业领袖的感召力。在这里，所谓的公司程序，被认为是一种借口。这里王石在权衡“硬”的商业规则和“软”的文化力时不够变通，从而犯下的错误。

　　另外一个容易忽略的事实是，王石抛出楼市“拐点论”是在2007年底、其妻购买万科A股票之后。而王石的“拐点论”让他得罪了地产同行，失去了最后的靠山。

　　不过，与万科过度局限于商业本身相反，中国乃至亚洲很多企业，在过去恰恰是背负了过多的社会责任。韩国现代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在于过多地承担了政治责任，最后将企业拖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中国，早年的牟其中竟然想“炸开喜马拉雅山”，要“开发满洲里”， 而这些都非南德的职责所在，当年巨人，也一度成为珠海市繁荣与否的祭品。还有很多的明星企业，其背后都与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有千丝万屡的联系。过多地背负一些社会责任，使很多中国企业负重前行。

　　同样，在本次捐款中，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或多或少，被泛道德主义的责任所压迫，或者捐赠超越企业承受能力，或者牺牲部分商业。

　　本次灾难，去年全国财政增收1.25万亿元，财政部应该拿出多少，倒是很少有人提及。而增收九成来自税收的事实也部分说明了企业尽到的责任。

　　万科伤了很多人的心，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王石能够严格遵从商业程序，服从企业治理规则，捐多少，如何捐，无论前期的“200万元”还是后期的“1亿元”，都经过合理的商业程序和规则进行，这无异是一种进步。

　　企业的多重属性，将注定要使其面对双重的评价标准。而如何在商业与社会之中平衡，将考验一个企业的智慧。万科捐款的背后，无异具有普遍的意义。

 提要：在华人社会中，私权领域往往存在一个“家国”双重体系，只有先获得“家”的承认，只有先在个人私德领域获得承认，才有在事业之“国”的机会。

5月27日，香港新鸿基地产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宣布免去郭柄湘主席兼行政总裁职务，主席由其79岁高龄母亲邝肖卿接任，行政总裁则由其弟郭柄江和郭柄联共同分担。历时数月的豪门内斗，最终以郭柄湘彻底出局告终。

庭院深深深几许？虽然内斗之说沸沸扬扬，高门大宅内的重重帘幕，向来难以为外人尽见，郭炳湘三兄弟至今均未就此事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外界传闻，或据董事会会议及法院文告推测，或来自郭氏亲近之人的小道消息。

世间万事，皆有机缘。

在这场家族内部的龙争虎斗闹剧背后，曾经同心同德的兄弟，何以今日分道扬镳？今后的新鸿基和郭柄湘该何去何从？对其它家族企业有何启示？

          兄弟相争还是红颜误人？

关于本次新鸿基内斗，众说纷纭。

据说当年郭柄湘被张子强绑架之后，性情大变，遂至沉默寡言，众人束手无策，而唯有一唐性女士能够开解，两人关系日益密切，甚至听闻曾购入豪华游艇一起出海。俨然已成郭炳湘的红颜知己。

此后，郭柄湘对此女言听计从，致使其在新鸿基内部势力逐步坐大，使整个郭氏家族利益动摇，郭母苦劝其以家庭为重，而郭柄湘仍不回头，引起郭母震怒，遂遭放逐。

另一说则是起源于兄弟之争。

据香港媒体报道，郭炳湘去年下半年负责买入及洽商超过15个内地及港澳楼盘，全部地价超过200亿港元，远超过公司所应做的投资规划。尤其是在内地进一步推行宏调，紧缩信贷的情况下，郭炳湘的做法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此，郭炳江与郭炳联不惜亲自上阵与内地省市官员摊牌，否决郭炳湘的项目。兄弟之间见解不一，开始逐步决裂。

而在新鸿基，郭氏三兄弟本人各自只有少量股份，而郭老太在家族信托基金占较多权益，故有力左右大局，2月18日，新鸿基对外公告郭柄湘“暂时休假”，行政总裁职责交由副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联分担，实为变相将其逐出决策层。

无论是红颜之误还是兄弟之争，作为香港第二大企业的新鸿基，企业高层的变动，更似一场家族纷争。

华人企业的“家国体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000年来对于中国男人的古训，似乎在新的世纪里仍然存在于商业社会的血液之中。

在华人社会中，虽然公权领域自有现代民主制度，早已是 “天下为公”，但是，在私权领域，还广泛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古代帝王之家的“家国”双重体系，犹如古代的皇子争宠，只有获得父皇垂青的人，在“家”的体系中获得优势，才有可能在“国”的体系中拥有机会。如果没有获得家族内部的认可，个人纵使有天大的力量，也无法翻江倒海。无数的豪门恩怨，皆由此而起。

   郭炳湘的出局，其核心并不缘于在“国”的体系中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父亲郭得胜去世后，郭氏三兄弟经营之下的新鸿基地产,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7万人的庞大商业帝国，其颠峰市值高达3590亿港元，一度超过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新鸿基多年的发展足以证明他颇具商业大略。

 这种“家国”双重体系不仅是一种权力获得体系，更隐射了一种多重商业伦理。做一个成功的家族企业掌门，不仅要服从商业规则，符合商业道德，获得商界的认同，更要在私人领域，获得家族亲友的认同，可谓既要公德隆望，又要私德不亏。

郭炳湘被家族放逐的背后，暗含的是郭在私德领域，无法获得家人的认同，为了红颜而不听母劝，是为失孝；因为兄弟意见不合而被两个弟弟联合反对，是为失去兄弟之义，在私人领域失去道德优势，才是郭炳湘的致命之踵。无法见容于“家”，直接导致郭炳湘被废黜的命运

不光是亲人之间存在这种“家国”体系，在亲信，心腹之间，一起构成一个 “泛家族”，在这种体系中生存出头，不仅需要商业才干，更衡量其私德和与主宰者的亲疏远近。这种“家国”体系，催生出两种行为方式，即做事和做人。

而家国体系的最大弊端，是 “做人”与“做事”的对立与分裂。德才兼备难求，则往往出现两个极端。李世民在皇帝中算是大有作为，但是其杀兄弟夺权的行为，受到了千年责难，甚至后世的《西游记》还安排他去地府一游，大有暗讽之意。这就是得于“国”而失于“家”之极端；而另外一种极端，则是非常善于“做人”，催生庸才、老好人与伪君子，登上皇位之后，却是一介昏君，与国无益。

家国体系的存在，给华人企业的内部治理，带来了普遍的困惑。在台湾，曾深得王永庆赏识的长子，本来最具经营才干，但是由于婚外恋，被王永庆视为私生活不检点，结果失去了继承人的位置。在澳门，一代赌王也为未来接班人头痛不已。

失宠于家，使很多豪门中人最终成为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弃儿。

               瓜熟子离离

知情人称,郭炳湘的两个弟弟一直希望哥哥退下火线,公司员工也大都是两兄弟的人马,，偏偏郭炳湘仍然希望保持控制权，曾经的平衡就此被打破。考究这种兄弟失和的根源，绝不仅仅是利益之争，而是人生舞台之争。

 希望集团的兄弟分合故事，或可管中窥豹。刚开始，老二刘永行与老四刘永好各有专长，一唱一合，相得益彰。几年之后，两个人都成长为帅才，都有各自挂帅的雄心。个人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不是亲情能够完全包容的，于是，只好分家。

那些洞察人性的商业大师，往往采取分槽喂马的策略，创造更多的人生舞台。在李氏家族，兄长李泽钜继承李嘉诚的传统业务，而一向独立特行的李泽楷则不顾李嘉诚挽留，成立了电讯赢科，开始其单飞之旅。在国内，黄俊钦与黄光裕分家，也使兄弟两各自在地产和家电领域露出峥嵘头角。事实上，兄弟分家后，在人生舞台上各自精彩，不见得是坏事。

作为郭氏兄弟的长辈，新鸿基另一创始人李兆基很希望兄弟和解，他曾经对人说“让他冷静一下，再回来做主席”。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兄弟们的雄心已经生长，这种人性深处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郭炳湘恐怕永远也回不来了。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据传郭炳湘有意自立，其实这对双方来说，不失是一个好的结局。

       6月2日，电信重组尘埃落定，正式实施 “五合三”方案：联通C网卖给电信，G网与网通合并，移动与铁通合并，形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还远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

　　本次重组并没有使得电信行业未来竞争主体和竞争模式得到根本改变，相比以前的“五马争先”，还是以后的“三足鼎立”，都只是关门打架的一场闹剧。

　　中国的电信行业从诞生开始，虽然经历数次重组，但是从来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其竞争主体都是国有垄断企业；而电信与移动分拆，不过是大垄断变小垄断，如今的五合三，也不过是将小垄断又变成大一点点的垄断。

　　没有民营企业参与的重组，使本次重组变成一次左手倒右手。同时，也将降低未来的竞争强度，使行业竞争变成一种有保护的竞争。而一切有保护的竞争，必然导致深沉的惰性。

　　事实上，在中国的电信行业，早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上游的寡头垄断和下游的充分竞争并存。事实上，在下游惨烈的红海竞争中，在没有垄断可以依靠的背景下也诞生了一批强势企业，华为、中兴等不仅成为国内企业巨头，更已经开始走出门，向世界性企业巨头的方向转变。

　　在中国，很多先行的行业与企业，已经雄辩地证明，开放竞争才是行业成长的必然之路。

　　在家电行业，放开配额制供应之后，仅仅用了20年时间，家电行业就打破了当时一些人担心的“将被外国人占领”谬论；正是由于充分竞争，使海尔、长虹、美的、格兰仕、格力、志高等知名企业群体崛起。

　　与电信行业类似，很多以前的战略性行业，都已经出现了市场化的浪潮：在汽车行业，自鼓励竞争、允许私人企业造车之后，吉利、奇瑞、比亚迪等迅速崛起；而去年，奇瑞更是突破100万的产量，超过任何一家合资企业。短短几年之内，以几乎空白的资源，成长为国内汽车企业的王者。不仅如此，未来中国汽车在技术研发上的希望，也存在于民营企业之中。

　　相比本次的电信重组则更像是梁山好汉重新排座次，划分势力范围，远非市场所需要的实质性开放和重组。而远离市场需求的重组，无法完成资源优化配置，使本次重组先天不足。必然造成效率低下。

　　拼成的巨人是带有先天软骨症的。中国移动作为垄断企业，在国内几乎是万千宠爱于一身，集中了各种资源，是电信行业公认赢利能力最强的企业；但是，与一些世界性企业比较，则显得效率相当低下。中国移动2006年盈利968亿，拥有员工10万人，而同期西班牙电信利润约合人民币6000余亿，拥有员工20万人。西班牙电信的效率为中国移动的3倍。

　　而西班牙电信的强大，也就是在其彻底市场化之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电信告别垄断，开始进入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西班牙电信由此逐步强大，后来进入拉美市场，进军全球，成为世界性巨头。

　　不仅是发达国家通过竞争出现了很多电信巨头，印度也加快了其市场开放的力度。当我们的钢铁行业老大宝钢满足于当“全运会”冠军的时候，开放竞争中的印度塔塔，却已经成为世界钢铁行业的王者。在电信行业，中国相对印度而言的这种尴尬同样存在。自1985年起，印度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进行电信改革，但是收效甚微，而在2000年，印度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电信行业，彻底开放竞争，随后，印度电信业获得爆炸式的增长，为了保持增长，印度在2003年就已经把外资进入电信行业的持股比例上限从49%进一步放宽到74%。

　　沃达丰、意大利电信公司、Maxis通讯公司、Telstra公司、和记黄埔、新加坡电信、法国电信等世界性的电信企业，全部涌入印度，而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印度的本土电信企业Tata Teleservices、Reliance Communications等也迅速崛起。

　　在中国，也许电信改革的未来之路不在于关起门来，为了划分势力范围纠缠不休，而在于彻底开放市场，让民营企业有参与竞争的机会，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强者，才有资格成为真龙天子。

（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有修改）

罗建法  广东

近来，世界性粮食危机愈演愈烈，据权威机构预测，目前全球储粮仅够维持57天。

关于本次粮食危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或曰气候 变化引起的减产，或曰油价攀升引起粮食价格飙升，美国与中国、印度更是互相指责对方消耗资源过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其最核心的根源，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

在本次粮食危机中，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在30年前，菲律宾是世界有名的粮食出口国，而今，鱼米之乡却闹起了饥荒，各种缘由，令人深思。

全球经济的一大失衡，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形成产业互补，相反，却造成了错位。

全球第一大农业国是哪个国家？相信很多人会举目四顾，心下茫然。答案出人意料，不是中国，印度等传统的农业大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恰恰是当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美国粮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麦更高达60％，而排第二位的澳大利亚，也是发达国家。

在几十年前的全球产业互补与平衡被打破。几十年前，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形成了一种产业互补。而在目前粮食产业的主力转移到发达国家之后，这种产业互补的格局被打破，甚至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

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和贸易壁垒压低了农产品价格，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

更为严重的是，失去制衡的全球经济体系，很难对产业转移中的倾斜进行纠正。“生物原料”被联合国相关机构指称为“用粮食当原料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既处于经济体系的顶端，在粮食产业领域又并无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制约，使“生物原料”大行其道。同时，也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将广大发展中国拉入到其产业体系中。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改变数以百万公顷计的农耕地，以便改种甘蔗、油棕及其它能生产“生物燃料”的农作物。从而荒废了“粮食”这个主业。

全球经济结构的另一失衡，在于后起国家饮鸩止渴式的发展模式，造成其内部普遍性的产业结构的失衡。

以本次粮食危机的重灾区菲律宾为例，在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占全部出口额的7%，而到了2002年菲国的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达到了90.8%。与此同时，该国也由粮食出口国变为世界第一大米进口国。这样该国将本属于自身的粮食生产任务推卸到其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日渐薄弱的农业基础之上。

由于优越的气候及地理条件以及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印度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全国农业出口大国，但是后来随着经济起飞，开始逐步漠视农业，在过去几年里，印度经济连续维持了8%以上的年增长速度，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每年只维持在3%左右的增长，甚至很多农民因生活贫困而被迫自杀。印度也由以前的粮食 “出口国”衰落为“进口国”。

不光是菲律宾和印度，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从从前的农业大国沦落到农业弱国。目前发生骚乱的埃及、苏丹等，以前都是世界的“面包房”。

追究其原因，在后发国家“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普遍以牺牲农业换取工业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中国，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数十年的剪刀差。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由于人身控制的逐步开放，国家对于农业的漠视没有得到改变，农业仍然是没有前途的产业，同时工业化与现代化方兴未艾，迫使农民用脚投票，青壮劳力大量涌入城市，农业已经成为老弱病残的留守之地。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上，农业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成为牺牲品。无论种粮还是养猪，都是所获无几，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的毁灭性挫伤。一直到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曾出现过大片农田抛荒，满目芳草凄凄的景象。

在东南亚，自70年代以来大规模工业化历程，也造成了农业的巨大牺牲。　至21世纪之后，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的东南亚诸国更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工业的重视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同时大力削减了农业的支持。随后，农业总的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一直保持下降状态。2005年，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马来西亚的农业占GDP总量下降到不足10%，印尼和越南也不到20%。

同时，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使还带来了耕地面积的缩小。北京的三环沿线，在几十年前都是农村，而现在均已成为繁华都市中心。而作为世界第一大城市的墨西哥，其几十年间的城市版图，竟然扩大了十倍以上。拉美、北非、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使原来很多适宜耕作的农业区变为城市。形成了“城市包围农村”之势。不仅如此，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此消彼长，更增加了粮食危机。

对于很多后发国家来说，曾经的落后和被殖民的经历，使其内心深处存在“以农为耻”的思想，同时，作为后发国家，致力于快速崛起的急迫心理，必然造成对农业等“见效慢”的产业的牺牲。

     粮食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造血，而非粮食从此口袋流动到彼口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工业与农业的产业互补；在后发国家中，抛弃轻视农业的思想，建立合理的产业机构，或可为长远之计。

(原文为<新京报>5月10日评论,有删节)

罗建法

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发言中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元的持续贬值，才是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而对于抑制中国的物价上涨，谢的五大措施之一，便是“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此论一出，举国哗然。

仔细考究此论，有两个疑点，不由得人不质疑。

其一是，中国的通货膨胀，最根源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失衡，特别是房价的虚高，致使整个商业社会的成本上升。近年来，中国房价飞涨，不仅使城市居民数十年的生存资金悬于一端，更推高了整个社会的成本。近一年来，上海商铺租金上涨30%以上，广州增长10%以上，城市租金的猛涨，使本土企业的成本急剧上升，一致于在上海南京路，著名策划人叶茂中发出惊呼：“这是谁的南京路”？ 去年发生的大量企业离开广东，搬迁至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潮流，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房价的虚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巨大成本。所谓的股市狂飙，也正与此有关————既然跑不过CPI，就只能赌一把，没有人愿意按正常的脚步安排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股市狂飙是国人的发财欲望驱使，不如说是对于未来的恐惧和丧失信心所至。

而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元的持续贬值，包括石油，铜、铁等资源危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确是雪上加霜，但是，它们并非中国通货膨胀的本源。将所有的扳子都打到国外，无意是一种推委之举。

其二是，要解决通货膨胀，绝不是靠抑制劳动力工资可以实现。而是相反。

认为“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正如17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民处在饥饿的边缘，只好起而造反，当他们攻到王宫的时候，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听到人民挨饿的消息，她说：“人民没有面包，为何不吃蛋糕”。

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劳动力工资上涨过快的思维，与此如出一辙。其逻辑是，你们收入少了，自然少买不起东西了，买不起东西了，物价不就下来了？问题是，如果民众都收入低到买不起来东西，难道他们不用吃饭，整天就啃石头吗？

     将物价上涨归咎于劳动者工资上升，不仅是一种混帐逻辑，更是一种对于政府责任的推卸。而将抑制物价上涨，寄希望于抑制劳动者收入，更是南辕北辙，鼠目寸光。

     相反，只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可以彻底解决物价问题。

在社会层面，国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将极大地稀释物价飞涨带来的压力。特别是住房、石油、通讯等垄断或者半垄断领域，价格调控要收到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很难到位，而日常消费品也由于一种类似的“囚徒困境”，各个企业都不得不通过涨价以自保，以免遭到淘汰。这时，惟有通过普涨工资，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通过大规模给员工涨工资，最后，员工工资增加的速度追平乃至超越物价上涨速度，自然会消解物价危机。

去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是你一定要跑过CPI，

同样，民众的收入就是跑不过刘翔，但是如果能跑过房价，那物价飞涨也绝不存在。

在社会经济领域，普遍性的涨薪，将形成一个类似日本经济腾飞时期的普遍性国民收入增加，并最终经过消费升级，达到产业升级，完成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飞跃。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徘徊不前。

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目前，国民消费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住房，医疗消费，占到了巨大的比重，很多垄断性的行业，更由于价格高，服务差，形同于抢钱，而真正的大众消费，则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导致大众消费领域迟迟无法升级，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而通过普遍性的涨薪，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量，并由此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依托于强大的国内消费能力，那些真正市场化的行业与企业，都将获得强大的消费依托，完成进一步的崛起，中国经济结构才能得以彻底调整。

　　罗建法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关于如家与携程的崛起，江湖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人说梁建章与季琦在繁华的上海的某一个角落里天南地北胡侃一番，即其勾画出一幅宏图；有人说在朝拜美国硅谷的甲骨文公司时候，梁建章、季琦和沈南鹏在甲骨文总部大楼前热血喷涌，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有人说在季琦家中，一班朋友“煮酒论网”，“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决意指点江山。上海衡山路上的酒吧、静安寺旁的鹭鹭酒家，都成为演绎故事的地点。

　　很多的传奇，当初都是起源于一个小角落，而在这一个小角落的上方，则是广袤的天空。那里藏着无穷的宇宙秘密。

　　在中国商业社会激荡三十年的历程中，不断变迁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无数了传奇财富英雄与企业，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如家与携程的完美结合

如家与携程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商业时代的产物。它在两大浪潮碰撞与交融中乘浪而来，激起冲天水花。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期，互联网的热潮方兴未艾，从美国波及到中国，无论以门户立足的搜狐、新浪、网易，还是后来靠电子商务崛起的阿里巴巴，无不拜这一浪潮所赐，对于新的商业趋势的洞察，对于新的商业机会的把握，对于新的商业手段的应用，才是其萌生的原始根基。

如家与携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的正是互联网作为工具，在整合传统产业的资源方面显示的强大力量。而几位创业者不约而同地具有海外教育、工作背景或海外经历，似乎并不完全是巧合。机会更钟情于那些站立在时代前沿的人。  

　　在对于新兴的商业工具与模式的敏锐洞察与应用之外，如家与携程崛起，还有着更深的社会根源，从本质上说，平民时代的到来和大众消费时代的降临，赋予了如家与携程更为深邃的内涵。

　　在社会领域，随着威权时代的结束，伴随而来的是强人与英雄的消亡，以及平民的崛起。在一个民众已经站立起来的社会里，整个的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住酒店不再是一种奢侈的消费，而能够坐飞机，也不再是一种有身份的人的特权。社会领域的广泛而深远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消费心理，而这种心理，刚好有利于那些大众化的消费。

　　在商业领域，普世主义的浪潮日益兴起，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们可以发现，除掉石油、金融等垄断性和专业性比较强的行业外，那些世界性的巨头，都是一些能够满足更广大消费者的企业，无论是通用汽车、松下电器、丰田汽车、福特汽车，还是西门子、伊莱克斯、爱立信、摩托罗拉，还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等，世界性的巨头，大多产生一些大众消费性产品。

　　在中国也是，除了中石油、中移动、银行、地产等半官僚资本以外，企业巨头都产生在大众消费行业，最典型的就是家电行业，美的、格力、海尔、格兰仕等，众星璀璨。对于大众消费的顺应，才造就了众多的企业巨头。而如家与携程的崛起，正是处于中国社会的消费转型期，大规模的消费，从精英阶层，转移到一般民众，以前只有高级经理才可以买得起的“大哥大”，已经变成一般消费者都买得起的“手机”。商业普世伟大力量，造就了无数的商业巨子。

　　如果酒店消费还停留在精英消费，而不是大众消费，如果只是“有身份的人才可以坐飞机”，而不是“一般人都可能坐得上飞机”，如家与携程则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

　　“第一团队”何以做到“三个和尚有水吃”

　　在《第一团队》一书中，作者朱瑛石和马蕾不仅以如诗的语言，再现了如家与携程狂飙突进的传奇创业历程，更为一个更深的企业治理问题做出了某种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国企业的创业者经常会因为利益分配而出现分裂，携程、如家却几经管理层更迭，而波澜不惊？ 

　　兄弟分家的故事，在中国的企业里不停上演，当日的希望集团两兄弟刘永行与刘永好，因为各自成为独挡一面的帅才，对于独立的人生舞台的追求，使希望集团在鼎盛时期一分为二；在神州，孙成刚与孙成旗更是反目成仇;而在兄弟之间的暗流汹涌之后，左宗庆另立门户，与哥哥左宗申分庭抗礼。 

　　而在携程、如家创业团队中，没有先天的血缘之亲，也没有“皇帝”与“臣子”，“大哥”与“小弟”；他们虽有同学之谊、朋友之情，但性格、爱好迥然不同，经历各异；他们创立的携程和如家虽然经历了多次高层人事变更，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震荡，都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并且一直保持着优异的业绩；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事业的共振,就是人性的和谐，在携程、如家的发展历程中，一定有不同，也一定有争执，有利益与名誉的矛盾，但是，这个团队能够将其化解于无形，坚持和而不同，并且具有创造性地发挥各自的特长，使各位创业者能够在不同阶段领跑，每个人都有充分的人生舞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的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于人性弱点的克服而非纵容，对于现代组织运行模式的充分了解和创造性的应用，使他们兼顾人性与商业规则，打破了“三个和尚无水吃”的古老宿命。这无疑对于中国企业具有普遍的启示。 

　　“第一团队”在中国具有双重的标本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当很多人感叹机会不再时，对于新兴工具的敏锐，对于中国大众消费趋势的深刻洞察，使如家们在商业普世浪潮中赋予了传统行业新的意义，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拓展了中国企业的广阔疆域。

　　在企业治理领域，“第一团队”的和谐共存共赢，更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企业家不同于传统企业家的可贵一面，他们在一个并非完善的商业社会中成长，但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恶性基因的洞察，对于现代商业规则的遵从，对于现代商业运作的创造性应用，使他们突破了古老的宿命，而且，对于商业之外的整个社会如何获得和谐共赢，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

原文发于第一财经日报,取材于著名财经作家朱瑛石,马蕾所著<第一团队> 一书.

           半开放行业的英雄时代

罗建法

 这是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在一些成熟行业更是如此。

   国美在并购永乐后，又完成了对于大中的并购，形成了一家独霸的局面，在家电连锁行业，似乎新的进入者已经很难崛起；在家电行业，几大巨头，也几乎阻断了后来者之路，而在饮料行业，娃哈哈与农夫，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分众领域，也是逐步出现了“分众不分”的局面，分众自收购聚众以后，已经明显成为垄断性巨头。

成熟的市场，似乎是是企业传奇的天然终结者。

但是，在很多半开放、半垄断的行业，却正是群雄竞起的时代，如何在战乱中获得竞争优势，并在从半开放步入开放时代，成长为未来王者，成为很多新兴企业的焦点。

（一） 荒原上的金矿

垄断行业日益挤压众多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石油行业，曾经的民营巨头龚家龙被捕入狱，余下的散兵游勇，在石油涨价与国家政策收缩的情况下，基本处于倒闭的边缘；在钢铁行业产业，一些民营企业也面临退出的困境。

相对于垄断行业的政策性进入壁垒，以及完全竞争行业的过度竞争，半开放行业目前可谓处于黄金时期。

在中国，所谓的半开放行业，其实需要几个定位，其一是从政策上说，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是先天条件，否则，企业便无生存的合法性。如在通讯行业，只有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国家目前还不允许其它通讯企业的存在。目前，中国的趋势是，在军工、能源、安全等核心的产业领域之外，其它行业都逐步走向开放，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

其二，是此行业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是还没有出现一家后者两家独大的局面，后进者尚有能力打破市场壁垒。最典型的是汽车行业，虽然有一汽，上汽，但是，没有一家足以垄断市场，吉利、奇瑞、力帆、比亚迪等才可以逐步崛起。

其三，在半开放的领域，目前的竞争者并不多。如果在半开放的领域，有众多的竞争者，则说明此行业已经从半开放行业，过渡到完全开放行业的边缘，后进者已经无迅速崛起的机会。而在竞争者尚不多的半开放行业，则可以保证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很大的坐大的机会。最典型的航空业，目前，除了国营航空公司之外，只有东星航空，东南航空等公司几家航空公司，都有成为行业领袖的机会。而在移动户外广告领域，则只有世通华纳，华视、巴士在线等三家民营势力。

（二） 门户开放

 “门户开放”是美国在崛起时期的著名外交策略，1899年，在列强几乎对中国划分完毕的时候，刚从美西战争中获胜的美国姗姗来迟，为获得后发先至的优势，美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门户开放”政策，其前提一是承认列强此前在华势力，二是要求列强不得独占其势力范围，必须开放市场，后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1900，1905年又两次颁布门户开放照会，并将其范围从中国扩大到整个世界。

    作为新兴势力，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急速上升，乃至最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门户开放的核心策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承认既有势力，不对任何的势力构成直接挑战，这样，可以减少阻力，获得各方的认同；美国虽然在列强基本瓜分完中国的时候出现，但是并没有直接对任何列强构成威胁，其开放政策获得了普遍接受；二是通过开放，造成均势竞争局面，抢在独霸天下的势力崛起之前成为强者，避免被排挤出局的命运，正如美国如晚来中国20年，则中国主要是日本势力，美国根本无机会在中国立足，美国利用列强互相牵制，客观上延缓了中国沦为某一国的完全殖民地的过程，获得了民族自救的缓冲时间；三是为自我成长开拓广阔的道路，美国通过门户开放，巧妙地获得了别人喊打喊杀，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同等地位，加速了其未来崛起步伐。

在企业领域，类似的“门户开放”策略，对于新兴势力非常适用。

在国内，应用“门户开放”策略最成功的，当数东星航空。东星航空在刚起步的时候，曾经遭遇到政策性的障碍，由于是民营企业，在安全控制非常严格的航空行业，要开通航线，不仅需要民航总局批准，还需要各个地方批准，最后，兰世立游说湖北省的相关领导，搞了个“天空开放”，湖北省承诺给任何一个航空公司开放武汉机场，但是，前提条件是，享受这种开放政策的区域，同样得给予东星航空开放政策，由是，东星航空取得了国内行多城市的航线。

东星一开业，就通过美国通用融资120亿，一下弄了20架飞机，开通多条航线，很多人对于东星一开航就能飞广州、深圳、上海等热门主力航线而感到惊讶，因为在东星之前起飞的春秋、鹰联等民营航空公司，一开始都只能飞支线。在2007年的夏，东星航空更拿到国家民航总局准许其开通香港、澳门直飞航班的文件，并且在11月完成了首次飞行。

不仅如此，东星航空倡导的“天空开放”，还打破了国航等几家航空公司的垄断，造成了多级竞争、均势竞争的局面，很多地方性的航空公司，也开始显示出其势力。

东星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其“天空开放”政策可谓是核心策略，既减少了其在各个区域城市遇到的阻力，又在崛起之初，就具备大格局。

（三） 各个击破

非洲大陆是一片广袤的大地。

欧洲殖民者当初征服非洲的时候，采取的就是各个击破的策略。他们利用各个酋长、各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阻止他们联合抵抗。最后，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全部被欧洲殖民者瓜分。在印度，英国也通过类似的各个击破的策略，瓦解了数百个王公的势力，吞并了比其大数十倍的印度。

各个击破策略的有三大要点，其一是就既有势力互相不买帐，给新进入者可乘之机；其二，新进入者反比原始的互相割据的势力，更容易获得认同与接受，三是，新进入者拥有比分散的势力更为集中的目标与力量。

在一些半开放行业，各个击破的策略同样奏效。从根源上来说，这种机会根植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由于行政区划的不同，很多区域市场都有不同的准入门槛，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条块分割分屏蔽了区域外的国有势力的进入，客观上为民营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条件。

当年的分众崛起之时，江南春曾经感到“太顺利”了，当很多城市对于外地的国有企业设置门槛的时候，他们对于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反是大度的。分众由此开始其在各地攻城略地的历程。而据说当时其实有很多比分众实力强大很多倍的国有企业，但是由于互相不买帐，最终失去了整合的机会，反是分众最后坐大。

如今，同样的事情出现，在移动广告领域，世通华纳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即成为行业新兴势力，也同样运用了此种策略，在移动广告领域，北京的北广传媒，上海东方明珠，都各自雄踞京沪，坐断一方，但是，在进入各地市场时，由于其国企背景，反而受到了有意无意的抵制，这都导致他们虽然实力雄厚，但是无法成为全国性的力量，给了很多后起者机会。

     三年前，世通华纳在厦门创立的时候，在行业内几乎默默无闻，一直到2006年，都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势力，偏居厦门一隅。

但是，2006年之后，风险投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到车载电视领域，多家运营商获得巨额投资。特别是民营势力很被看好，其中，世通华纳更是赢得国内媒体最大笔的4500万美元投资，后来，国泰财富基金、鼎晖创投、华登国际等风投在世通华纳的总投资，超过了5000万美元，风险投资的加入，使世通华纳实力猛增，具备了走出厦门，布局全国的实力，。

    世通华纳也开始其大规模扩张，其策略，就是典型的“各个击破”，世通华纳每到一地，就与当地广电部门签定排他性的内容转播协议，一次买断8到15年的公交车电视转播权，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世通华纳扩张到23个省，覆盖全国33个中心及省会城市，拥有5万辆公交车、8万台电视收视终端，城市覆盖人群达2亿人次，预期今年广告收入在4亿元以上。北广传媒进不去的地方，它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反淡化了行政区域互相分割的色彩，求得地方合作，一年之内，世通华纳迅速崛起，与北广传媒，上海东方明珠等原有巨头分庭抗礼。

（四） 普及期是企业崛起的最佳时机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其崛起不仅需要顺利时世，更需要契合时机。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但是，要最后修成正果，却需要火候，进入太早，容易成为先烈，太迟，则容易在天下将定的时候还没有成长起来，失去定鼎的机会。

在很多时候，未来巨头的诞生，不在行业草创期，也不在成熟期，而在飞跃或者说是转型期。对于“乱世英雄”来说，转型期是其成长为王者的最好时机。

在家电行业，现有巨头几乎全部是在90年代末的飞跃期崛起，而在当下，似乎进入了历史的终结期，新的品牌再难崛起。在空调领域，格力、美的、海尔已经引领第一阵营近十年，至尽没有新兴势力取代；目前，中国的汽车市场也正处于转型期，从市场半权力，半垄断半开放，向完全竞争市场转变，在这一时期，整个市场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汽车消费也终将从精英消费，转变为大众消费，从贵胄降临凡间，迎来一个普及的浪潮。

当年的福特汽车，只有当它开放出微型车的时候，才应商业普世浪潮成为企业巨头，同样，在市场爆发期，引领行业普及潮流的企业，才能迅速崛起。长虹之于彩电行业，格兰视之与微波炉行业，都是如此。

在IT行业，新浪、网易等当今最大的几家门户网站，也是在转型期崛起，此前，一大批网站死在沙滩上，此后，在几大巨头的阴影下，再也无法诞生强势的门户网站。

对于半开放行业来说，这种转型期的机会更多，半开放，本身就意味着从垄断后者管制行业，向完全竞争行业开放，在此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的市场容量，足以造就未来的强势企业，而在竞争中诞生的佼佼者，很容易成为巨头。

（五） 建立绝对优势

在一个成长性的行业，要想获得绝对优势，成为最后王者，必须是集大成者，在行业内的数一数二。

目前，在很多半开放行业，已经逐步出现了一些未来之星。但是，在尘埃落定的时候，到底是谁剩者为王，则未可知。

目前，在一切市场化的行业，都已经证明了国有企业不堪一击，效率极度底下，如果从半开放行业向开放行业彻底转变完成，未来的王者，必然在民营企业中诞生。在此背景下，谁能够在半开放行业时期就奠定根基，就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王者。

在未来几年，国内的汽车企业竞争，其核心竞争将不是合资公司与民营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奇瑞与吉利目前已经成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目前，奇瑞的已经达到100万辆的产能，吉利也达50万辆，比亚迪近两年也是野兽凶猛，未来汽车行业步手机行业其后尘，取消行政性管制也未可知。

在数字电视领域，根据赛迪顾问、CTR市场研究、美兰德媒体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2007年中国车载（公交）数字移动电视发展蓝皮书》数据显示，2006年的移动广告只有3亿，而到2008年，将猛增到15亿。整个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夕。

目前，几大巨头分食移动电视市场的格局基本形成。其中，除东方明珠、北广传媒分守上海、北京之外，世通华纳、华视传媒、巴士在线都不同程度的将触角伸向了全国。

在全国扩张的过程中，世通华纳的扩张最为迅速。自2003年起步以来，世通华纳每年都保持在200%~300%的增长，成功的从一个区域性企业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媒体集团，隐然成为领军人物。世通华纳还有望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移动电视传媒企业，同时，世通华纳还参与制定了国家标准；华视传媒同样野心勃勃，也在全国扩张中取得了极大的成果，目前，其业务已覆盖了国内15个城市；而巴士在线虽暂处劣势，但是刚刚与中央电视台移动业务合作的成功，也使其具备大格局。

未来三年，谁是最后的王者，还未可知。

在航空业，几大民营行空公司则更是加快了竞争步伐，目前，国有航空公司绝大多数亏损，民营航空公司乘机崛起，并逐步走向主流。

春秋航空推出零元机票引起整个航空业“围剿”，其野心可见一斑。而在首次即引入资金120亿的东星航空，也刚在上月与苏格兰皇家银行贷款40亿，用于购买6架大飞机， 到2012年将拥有至少28架，目前，东星航空公司已开通19条航线，明年航线将覆盖国内主要城市，并在武汉、广州之外，至少还要扩展两个航空基地。同时，在11月，东星航空开通香港、澳门航班，明年还将开通日本、新加坡、以及东南亚重要城市的航班。

在民营航空领域，东星逐步显示出霸气，目前，在中国所有的航线上，东星的上座率，准点率都是第一，其运营能力也非比寻常，在海口，东星进去之前，所有的民营航空公司都有航线，而东星一进去，所有人都开始亏本，只好退出。

     世行行长佐利克4日正式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由此成为世行任命的首位中国籍的首席经济学家。而林毅夫先生的当选，除了其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杰出才能，在中国农村发展与改革领域的重大研究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更切合于世行的功能。

　　世行的功能定位是帮助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关注并扶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依据逻辑，其组织结构中应有充分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但现状是，在很多国际性组织中，西方主流国家基本占据了核心位置，并且，在潜意识中，很多大国都有一种情结，认为只有现代化的，代表当下先进文明体系的国家中产生的负责人，方能够胜任这些职位。在世行也是这样，很少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管理层。
    

       一种类似于“历史的终结”的情绪，在西方世界中普遍存在。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最为典型，在这里，西方的文明成为衡量世界的标尺，而事实上，历史远未终结，在一些新兴的国家。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世行一直背负着“不能更好适应新兴市场发展”的批评，已经充分说明，成熟市场体系的运作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涵盖那些处于变化中的新兴市场。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所面临的是多重转型，威权崇拜与服膺市场规则，古代传统与现代潮流，本土的原生商业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与冲突，等等，种种转型同时进行，使这个新兴市场属于混沌之中，而从混沌到有序 ，这个过程处于不可预测之中。

    “摸着石头过河”绝非仅仅是一句政治标语，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期国家类说，它涵盖的领域更广，能够趟过急流澎湃的河流，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可贵，也不仅仅在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在于它更广泛的意义——在东欧、拉美的一些国家迅速实现了经济自由化，但却在短暂繁荣后即陷入持续动荡的困境时，中国又是如何持续发展，并且在不久的未来，仍然显示出强大的势头。
   
    如何保持变革中的平衡与稳定，如何在一片混沌中明晰未来方向，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寻找平衡，无疑，中国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借鉴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是中国，众多的后发国家，都开始了改革的历程。后起的印度，也展现了其神奇与矛盾，一边是整体的贫穷，一边是领先世界的软件产业，以及塔塔等世界性的企业巨头；一边是落后的经济，一边是安详宁静的生活；一边是民主制度的逐步发展，一边是种姓身份制度的根深蒂固。在越南，这个以中国为师的国家，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传统社会与自由市场的夹缝中高歌猛进，甚至在众多领域，已经部分超越了中国；在非洲，很多国家经历了后殖民时代的独裁与动荡的反弹之后，开始朝现代文明社会迅速演进。众多的矛盾，使新兴市场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而这些复杂的情况，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所不能洞察，更不能驾驭的。

      林毅夫的当选，显示了西方社会的对于未来世界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历史远未终结，而且，这些新兴市场的崛起，绝非仅仅是一种追赶，而是一种新的道路的开拓。遏止领先的假说，不仅仅是今日的西方世界相对农业文明，西方世界本身，也将是后来者的超越目标。
  
   林毅夫当选于转型期的中国，当选于转型期的广大后发国家，当选于变化之中全球。

(原文为新京报新年社评《林毅夫当选世行副行长意味着什么》，略有删节）

                                   双重危机使“中产”尊严扫地

罗建法

11月上旬， 杭州西湖8号公馆的一套公寓卖出以12.2万元/平方米的天价，超越此前的上海“汤臣一品”，总价更达2700万之巨，几乎等于很多小企业的全部资产。

12.万，在很多城市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大约一年的收入。仅仅可以在别墅中买到一个平方。

白居易初到长安时，前辈曾取消他的名字说，居长安，大不易。而现在的情形是，不仅是京城，普天之下，几无易居之地。

曾几何时，有人为中国的描绘了一个“中产阶层”，其基本特征虽然难以确定，但是却有大致通行的标准。零点调查机构曾经给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十条标准，包括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水平在人民币50万以上；个人总体年收入水平20万以上；自己有一辆轿车、同时拥有高尔夫卡和健身卡等等，符合其中任一标准都可以被叫做“中产阶级”。

年收入20万，在很多城市已经算是“高收入“了，如果按照这个收入标准来划定”中产“，那中国的很多大城市的精英阶层，都只能是上海话中说的小“瘪三”，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核心市区房价过两万，20万的年收入，得奋斗好几年才够交首期，再加上日常开支，最后也许就是“负翁”。

在中国，“中产”的财富不仅不可靠，要存在着严重的不安全感。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今天属于“中产”，明天一失业，就变为“无产”了。日益飞涨的物价，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前不久，重庆家乐福发生的民众抢购食用油导致建筑物坍塌，死难数十人，这 不仅是下层民众的悲哀，更为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飞涨的物价，使所谓的‘白领“，‘金领”财富严重缩水，而在今年的牛市中，也并非赌者常赢。

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这个缺少社会保障的国度中，如果你不是“体制内”的人，除非你是大富豪，否则，如果家里有亲人身患大病，很快就会耗尽全家资产，最后“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重返赤贫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说，杭州西湖8号公馆的房价，脱下了很多所谓的“中产”的外衣，使很多外表光鲜的“中产阶级”，露出其瘦弱的身体，顾影自怜，不觉凄惶如丧家之犬。

几年前被普遍寄予厚望的“橄榄型”社会在中国基本破产，取而代之的，是“M型”社会的来临。

两年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很多大城市中，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1．9％，还不足20%，而且其成分复杂，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如果剔除“体制内”的人，真正民间的中产阶层，则更是少之又少。而根一般惯例，中产阶层至少要达到人口的30％左右，才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而中国的线装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新出炉的胡润百符榜和福布斯百富榜中，前十名中的前六名都被地产商垄断，而全500名富豪，其总资产竟然占中国总财富的6%，相当于平均一个人拥有15万人的财富， 财富集中度相当惊人。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则是一个庞大的基数。中国社会正形成典型的“M型”社会。

不仅是经济领域，中国远没有‘中产“生存之地。在社会领域，中国的“中产”更是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处于一种历史虚无之中。

在一个威权国家，别说是“中产”，就是富豪，其人生也是风雨飘摇，在权力面前异常脆弱，缺乏独立的人格。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因为表现出想要竞选总统的所谓“野心”，就被普京整肃，最后身陷牢狱之中。而在中国，财富在权力面前，则从来没有勃起过，最典型的是明朝时候的沈万三，任你富甲天下，说流放就流放，富豪在权威面前，跟本不堪一击，更谈不上独立人格。

从表面上看，中国已经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似乎大家都在奔“钱途”，但是，在传统社会的影响下，中国目前的财富仍然属于无力之中，往往要依附于权力。前不久，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的《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显示，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而曾经成为重庆政协副主席，工商业联主席的大商人尹明善，甚至在当选后诚惶诚恐地表示“："是不是需要干脆把企业卖掉，专心参政，以此来感谢党和政府的培养"。依附权力，傍官借势，是很多富豪常做的事。

大大小小的富豪尚且如此，所谓的中产，则更是无独立社会地位与人格。

一元的政治体制，使“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无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机会，更无“治国安邦”的机会，抱负实现无门的挫折感，很容易使这个阶层产生虚无感，乃至最后放弃信仰与抱负，从此后不谈国是，“直把杭州作卞州”；同时，没有任何保障的社会体系，把一切人抛入“奋斗”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生存而忙碌，也日益挤压了他们更丰富的人生追求，形成一种举国忙致富的假象。

经济上的可怜，社会领域的无力，使中国的中产脱点内裤，最后的一点尊严扫地，唯有酝酿更为巨大的社会变革，才会造就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阶层。

                   你请客，他买单——政府责任的缺位是新劳动法由龙种变跳虱的根源！

罗建法

   昨日，一家四川央企突然裁员2000人，引起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自华为“辞职门”发生后，很多企业纷纷效法华为，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企业辞退员工风潮。最新仿效“辞职门”事件主角是广东胜捷消防企业集团属下蔚得公司。15日，该厂200多名工友，被要求逐一填写辞职同意书，并摁手指承诺不外泄不追究此事。引起了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密切关注。

    而上周，由于国内成本的增加和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忧虑，奥林巴斯等一大批外资企业，决定将其中国工厂关闭，撤退到马来西亚、越南等地。

从表面上看，新《劳动合同法》应该给无数的劳动者带来欢欣鼓舞，为什么带来的却是如此的结果？

为什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虱？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类似的“社会和约”，在中国，由于政府责任的缺位，企业员工的收入与保障，都落在企业身上，而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实体，其承载能力有限。假如十年之后，一个企业利润下滑，或者是出现动荡，它又何以承载员工个人乃至家庭养家糊口的重负？

在一些福利型国家，公民的社会保障的途径则广泛得多，在北欧一些国家，公民失业之后领取的救济金，基本够其基本的生活开支，甚至是活得照样很滋润，瑞典更是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50%，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0%。纵使是在以竞争闻名的美国，由美国社会保障署、劳工部、人类健康与社会服务部联合提供的各种全民性保险和福利补助，也足以分担公民的大部分社会保障，而其中，很多项目都是政府出资。失业保险等则由政府与企业协商，共同出资。

而在中国，各种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最后都转移到企业身上，员工的各项保险，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员工，保险都是由员工个人和企业分担，看不见政府的影子。同时，更为恶劣的是，连数字可怜的社保基金，都被各级政府挪用。

政府责任的缺失，使企业陷于尴尬的境地，很多企业并非不想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本来由多方承担的责任，现在全部压在企业一头，为自保计，企业只好退避三舍，想方设法规避过于沉重的责任。

在今年夏天物价飞涨时期，很多地方政府所作所为，也颇有些做假装好人之嫌，当方便面涨价的时候，政府只单方面抑止方便面价格，但是，对于上游原料涨价给方便面带来的压力却故作不见，当一些企业提出由政府给予部分补贴时，更是遭到拒绝。兰州市政府限制拉面价格，其本质也是假装好人，转移责任，只管方便面的价格，以暂时安抚民众的愤怒，却不管拉面馆的死活，且不说给予补贴，该收的税费还是一分不少。

在本次华为“辞职门”中，政府责任的缺失，是华为选择规避责任的深层原因，对于未来的恐惧，对于无限责任的不确定性，才使华为出此下策。在此事情上，似乎不能一味苛责华为，作为企业，华为在中国企业中已经是足够优秀了。

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克里斯蒂娜，在面对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和能源短缺等诸多挑战时，承诺进行几大领域的社会变革。

阿根廷主要工会的领导人计划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资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对策是在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制订一份“社会合约”。在此和约中，政府、企业、工会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让步，以提高国民收入，缓冲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社会动荡。　

建立类似的‘社会和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目前，中国政府也已经比以前更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收入每年都超5000亿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30000亿大关，超收7000亿之巨，据说有关部门正为如此多的钱怎么花发愁，何不将部分收入投入到建立全民保障体系上，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

建立由政府、企业以及其它社会性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和约“，而非将所有责任全部转移到企业身上，才可能结出真正的善果。否则，政府的所谓”好意“，最终不过是张空头支票，甚至，事实与此相反，政府带头逃避责任，使企业有样学样，最终所有人都不负责，受害的还是广大的企业员工。

你请客，你买单，才是真情义。

你请客，却要他买单！不由得被人怀疑为假仁假义。

    11月6日，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东莞市松山湖顶级别墅楼盘“锦绣山河”出席了一个商务活动，并作了一个题为《从伟大到卓越》的主题演讲。传闻在本次活动中，布莱尔获得了50万美金的酬劳，加上酒宴和前期的费用，共花去举办方1000万人民币。

　　一石激起千层浪。

　　布氏东莞之行，惹来众多争议，有人为举办方不值，认为花巨资请一个已经下台的政治领袖，非明智的投资；更有很多的人则嘲笑布氏一下台就忙着赚钱，与在台上的政治领袖的形象相去甚远，颇有点“求田问舍”的味道。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所谓的英雄和“大人物”，应该是百尺卧高楼，时刻指点江山，纵使是退出历史舞台，也要处江湖之远而心忧庙堂，绝不应该去求田问舍，为稻菽谋，以免有失“崇高”。成为被人嘲笑的“田舍翁”。

　　盛夏时节，路易威登曾推出其最新广告，一位头顶上带着胎记的老伯伯，带着路易威登的旅行包，乘坐一辆老式汽车，神情忧郁地经过倒塌的柏林墙。

　　这位老人就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个曾经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人物”。

　　对于晚年戈尔巴乔夫迫于经济压力接拍路易威登的广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家法国杂志为此做的封面文章是：“戈尔巴乔夫：退休靠勤劳致富。”，而另外一家报纸的标题则是：“谁让戈尔巴乔夫的人生晚宴如此悲凉？”

　　在很多国人看来，戈尔巴乔夫为了生存而去拍广告，是一种从英雄到“凡夫”的堕落。

　　在国外，人们对于前领导人退休后的各种商业活动，相对比较宽容。在大众眼里，他们在权力颠峰时为国筹谋，与放下令牌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混口饭吃”，一样精彩，也一样值得尊重。

　　“穷人”总理施罗德属卸任后，立刻投身商界打拼。迄今为止，他同时担任了国内外多家著名公司的顾问。据称，他仅从瑞士著名出版商荣格集团拿到的年薪就不会少于10万英镑；竞争总统失败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黯然离开政坛后即转战商海，成为苹果计算机公司的董事，业绩非常杰出。可谓“政坛失意，商场得意”；在布莱尔之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卸任总统克林顿已经在2002年5月，受深圳京基房地产公司之邀赴深圳演讲，先一步在中国淘到25万美金；这些年，克林顿通过在全球各地演讲，不仅还债成功，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对于曾经的“大人物”为稻菽谋的嘲笑，其本质是 “英雄崇拜”，这种崇拜，很容易变异为权力崇拜。

　　有人曾经设置了一个有趣选择题，要大家票选一个世界领导人，一个人年轻时候被学校开除过两次，成年后每天都喝威士忌，是个酒鬼；一个人爱撒谎，相信占星术和其它迷信，还是个烟鬼；一个人战斗勇敢，平生厌恶摸钱，不抽烟不喝酒，在私人生活中，从不屑于骗人。很多人选了第三个人。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被选中的是希特勒，人类历史上有名的大魔头。对财富不屑一顾的他却嗜权如命，恨不得全世界的人屈服在他的令牌之下，从来不屑于欺骗亲友的人，却成为欺骗全德国人的窃国者。

　　在某种意义上说，拥有正常人的欲望与缺点，才使一个政治人物更可爱，也才经由本身的缺点，更深地洞察人性和原谅他人，不至于走向偏执与狂妄。对于“求田问舍”的嘲笑，往往源于对权力的贪恋，对霸占历史舞台的狂热，对于永远伟大的妄想。权力的魔力，使世上一切财富在独夫眼中黯然失色，一切终生，不过是卑微的蝼蚁。

　　布氏自愿为田舍翁，实在是一种难得的襟怀。

　　从百尺高楼到降临人间，不是堕落，而是升华。生命因此拥有大海般的宽广，社会因此更为多元、包容与广博。

                  从近臣到外藩

罗建法

    如果考究2号人物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群落有三种来源：从1号人物外围一步一步做起，最后获得1号人物的垂青，如伊利时期的牛根生，从洗牛工做到副总裁；一种是外部空降，老板请来的重要幕僚或者辅佐人物；另外一种就是1号人物身边才华出众的人。

    在这几种情况里，第一和第三种最多，而美的集团副总裁、制冷事业部总经理方洪波，则集中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形式，从老板身边的“近臣”到“外藩”，方洪波以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完成了2号人物的完美演绎。

    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美的内部，方洪波为称为“坐飞机升上来的老总”，可谓青云直上，而借给他这朵云的，正是美的总裁何享健。

    1992年，方洪波从东风汽车辞职后来到广东顺德，凭借其扎实的文字功底，进入美的总裁办。方洪波那时的工作，是出版《美的》企业报。从组稿到写作、编辑，是方洪波的主业。给领导们写讲话稿、写各种总结、报告，是不能少的副业。在这个过程中，方洪波了解了美的，也分析了美的。并渐渐开始参与公司的宣传、推广工作。

    现在散见于各种媒介的说法是，在这个过程中，何享健发现了他的才干，于是提拔他为公关科副科长，成为方在美的发迹之始。后来，方洪波从公关科副科长到科长，再到广告部经理，市场部经理，直到1997年后出任“外藩”，任空调事业部国内营销公司总经理，方在1号人物何享健的身边，度过了其5年的“近臣”生涯。

    关于方洪波的崛起之始，在美的早期员工中有所流传，据说当他还是美的总裁办最基层的编辑时，某次随同何享健出差，方洪波将其观察到的市场情况进行了整理总结，并在见到何享健时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据说方洪波的胆略与见识，给何享健留下很深的印象，回来后不久，何享健便提拔了方，并自此以后视其为亲信。方也得以有机会展示才干，一步步崛起。当然，这只是一个美的内部部分员工中流传的故事，有点小道消息的意味，但是，方洪波因为走近何享健并展示才华而被注意和提拔，则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在企业中还是政治领域，“近臣”总是容易得到更多的机会，这是一种近乎潜规则的常态，也符合社会学中基本的人际交往规律。因为近，所以分享1号人物的注意力多，机会也更多，同时起点更高。

    在历史上，卫青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留名青史，一个很大的原因，也在于他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洪波从总裁办开始自己美的职业生涯之旅，无疑是一种幸运。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离1号人物近，一切都被放大，如果被赏识，也许就会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如果不幸是后者，缺点被过早放大的话，也许会过早被1号人物打入冷宫，就此夭折。处于近水楼台的“近臣”，虽有机会优先的幸运，但是这种幸运也需要才智支撑，机遇从来就是光顾有准备的大脑。

    以今日的眼光看，何享健确实有识人之能，方洪波在其“近臣”生涯中，颇有得意之作，其中最为瞩目的是1995年，方洪波操纵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广告。当时巩俐正是青云直上，她的热度和神秘感，让方洪波把美的的形象代言人锁定巩俐。通过一系列运作，“美的生活美的享受”，就在巩俐的眼波流转中，成了当时流行的广告语。而当年，美的家电产品销量便开始大增，令何享健大为赏识，也为方洪波日后出为“外藩”，独立掌控一方埋下伏笔。

    美的最大的“外藩”

    1997年，美的遭遇严重危机，空调业务陷入谷底，到底任用谁来挽狂澜于既倒，在美的最高决策层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何享键力排众议，起用而立之年的方洪波，使其主管美的空调国内销售业务。

    方洪波上任之时，可谓美的危难之秋，当时空调市场排名第一的是春兰，第二位是华宝，第三为格力。春兰一直是传统的老大，遥遥领先；华宝投入比较大，发展比较快；而格力在上升，科龙、海尔刚刚进入不久。但美的空调销售却在下滑，排在全国第6位左右，很有可能会让对手给吃掉，据说当时顺德市政府还有意让科龙兼并美的。美的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方洪波上任之始，大胆提出“让销售向营销转变，让生产制造向顾客需求转变”。“两个转变”虽说简单，但对美的这家一上市就被外界讥讽为“一架三轮车，驶上了高速公路”的乡镇企业来说，却是脱胎换骨。为了筹建营销体系，方洪波亲自到人才市场选拔人才，本来学的是历史，此时却像老中医，望闻问切，把人琢磨得“底儿透”。每批招收的人不超过15名，在全国各地整整招了19批，培训了一批年轻的“小虎队”。

    1998年，全国空调大战拉开序幕，方洪波组建的营销军团，做到了只要有空调的地方就有美的营销人员，其空调销量剑指三强，达90万台，增长速度是200%，美的借此不仅解除了危机，还一举奠定其空调行业一线品牌的地位。

    开山之举便出手不凡，使何享健更对其刮目相看。在此过程中，方洪波也展现出了其过人的在战略眼光。方洪波当年提出的两个转变和后来的渠道扁平化，当时只有TCL实行，在家电行业尚为先锋。其后几年，渠道扁平化才逐渐成为家电行业的主流。以学历史出身，并且没有一线操作经验和经济类科班功底的方洪波，能够预见到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并且抢占先机，不得不承认其过人的战略思维天才。方洪波提出的“以变应变”，挑战者定位等理念，也一直奠定了美的制冷业务的发展策略。

    2000年，因其在空调业务中的出众业绩和声望，方洪波出任美的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当时美的有6大事业部，以空调事业部最大，销售额几占整个集团的60%，方洪波也正式成为美的最大的“外藩”。其后美的虽经历多次业务调整和事业部整合，方洪波作为美的最大“外藩”的地位一直没有变。

    作为美的最大“外藩”，方洪波也确实不负众望。2001年，美的空调内销220万台， 出口30万台，据说销量其时已跃居全国第一。其后美的与东芝、开利合作，乃至2004年兼并华凌，均为业界侧目。在此过程中，方洪波的身份也一直在变，从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到集团副总裁，再到制冷事业部总经理，华凌集团董事长，基本上是一路升迁，被美的视为肱股。

    双面人

    在方洪波的身上，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气质，也许是其兼具“近臣”与“外藩”的经历所致。也许情况相反，正是他隐秘的双重人格，使他天然就适应“近臣”与“外藩”的双重角色。

    在早期的媒体眼中，学历史出身的方洪波崇拜英雄，以英雄为向导，以伟人为榜样。方洪波对中国历史的感悟是：“中国历史都是伟人英雄的历史，读完后感觉非常沉重。”——如果你不是英雄伟人，在历史长河中将默默无闻一文不值。

    方洪波1987年毕业，进入东风汽车工作5年，在那里，他认为自己“20岁就可以看到自己50岁的样子，而英雄是不可以没有传奇的”。于是，就来到广东，到美的发展，后来才有了在美的的传奇故事。

    洋溢着英雄情怀的方洪波，在美的高歌猛进，从总裁办最基层的内刊编辑做起，到成长为知名职业经理人，其中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成为英雄豪杰的情怀在驱使他不断努力。

    另外一个截然相反的方洪波，则是内敛而恭谦自抑的。在1号人物何享健面前，方一直非常谦虚，方称自己是美的的保姆。方曾经对某媒体说过，相对于“老板”这个概念，老板是天生的，是天才；而职业经理人是严密的机器标准件，是打工仔，靠的是职业的素质和能力。

    一个有强烈英雄情结的人，都甘愿做保姆式人物，似乎很难让人理解。而在媒介面前，方洪波非常低调，一般不接受媒介采访。在后期关于“英雄”的解释时，方洪波也改变了口吻，近几年来，一直提倡“团队英雄主义”，似乎很忌讳别人谈到自己早年曾有过要成为英雄的志向。

    而当外界猜测美的到底是走“禅让”制还是“父传子”制接班人路线时候，据美的内部人士透露，那段时间方洪波不接受任何采访，表现得非常谨慎。

    一面是激情澎湃，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出人头地的动机，一面却谦恭自抑，两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则在方洪波身上得到统一。也许，不仅仅是方洪波，一切活得长久的企业2号人物，都是兼备两重特质。才华与勇气，使其得以不断进步的动力，而谦恭自抑，则使企业1号人物觉得放心。

    功高而不震主，在中国这个人治传统色彩浓厚、企业家威权思想普遍留存的商业社会中，绝对是一种明智。

 寡头时代的来临

罗建法

在普遍通涨的压迫下，竞争的加剧，将使中国企业进入一个寡头时代，在完全竞争领域，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寡头时代已燃来临。

最为典型的连锁经营行业。

早在几年前，家电连锁即完成了从群雄并立时代过渡到霸主时代，而随着去年国美收购永乐， 今年也风传苏宁即将收购大中，未来家电连锁行业将形成双雄对立甚至是一家独大的局面。目前，仅国美与苏宁两家在大城市的分额加起来，就已经超越75%，行业力量惊人地集中。

在空调行业，早在几年前，就出现过一个预言：在未来的十年内，激烈的竞争将使只有大约5个品牌可以生存，如今，这个预言已经部分实现：在过去的5年中，行业品牌从数百个减产到目前的不到一百个，格力、美的、海尔三家占领了整个行业超过50%的市场份额，如果加上其余如志高、奥克斯等几个次强势品牌，几乎是不到十个品牌即拥有整个行业十分之九的天下。

并且，在持续一年多的原材料涨价风潮中，好几大巨头已经开始出现溃败迹象，而出口退税政策的改变和人民币生值的压力，更是给予以出口为主的格兰仕等品牌沉重一击。可以预见，未来的几年中，品牌的集中度将更为加强，只有寡头级的品牌才能够继续生存。

在饮料行业，多年的竞争，也已如大浪涛沙，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两个国际巨头牢牢占据领导地位，而农夫与娃哈哈的绞杀，更使众多国内品牌失去立足之地；在乳品行业，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已占据市场过半江山。而在酒类市场，五粮液、茅台两大家在高端白酒领域占据50%的份额，张裕、中粮、王朝三大家则控制了中国葡萄酒47%的市场。

纵使是在所谓的分众领域，也是逐步出现了“分众不分”的局面，分众自收购聚众以后，已经明显成为垄断性巨头，诗人出身的江南春的抱负还远不止于此，他宣称只要有可能，分众可以完成任何并购和扩张，大有天下一统的气概。

完全竞争的到来，不仅使开放性行业加剧集中、催生各个寡头以外，对于目前的半开放行业，如汽车、石油、钢铁等也将造成巨大的冲击，乃至改变行业构成。

目前，汽车行业基本是合资品牌的天下，而其本质，就是国外巨头与上汽、一汽等国字号联手垄断大部分市场，吉利、奇瑞等民营汽车企业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民企与国企的王者更替

寡头时代意味着竞争的更加白热化，但是这对民营企业而言并非坏事。

表面上，国企拥有大量的软性和硬性资源，但事实上，长期制约这些企业发展的体制性痼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企业的竞争力一方面取决于对资源的把握能力，更多还要依靠对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而这点是民企显著的优势所在。

而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时代的升级，猛然增加的市场，将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也给了吉利、奇瑞坐大的机会。

吉利等民营企业在汽车行业的破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标志着在很多政府管制和半管制行业，民营企业一样可以做大，一样可以成为市场的主体，而非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说的只能由国营垄断企业控制，所谓 “中国经济不能完全放开”的只是一个伪命题，这将对于建立更宽松的宏观商业环境，有着莫大的示范意义，中国也将迎来一个更为开放的国内市场。

印度米塔尔钢铁的崛起，也给了未来时代的中国钢铁企业无限的遐想。在未来语境之下，另一个铁本也许不用倒下，同样，未来的另一个民间石油巨头龚家龙也不会身陷囹圄，相反，来自民间的力量，才是这些支柱行业的主流力量。在宝钢完成对包钢的并购之后，引起了众多的讽刺与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了这个时代对于市场自由精神的觉醒和反思。

未来的行业格局，必然出现民营企业逐步强大，乃至最后取代国有和合资品牌的地位，成为市场的主流。完全的自由化市场的竞争历练，使民营企业具备比国营垄断企业更为高效的优势，市场力量取代权力主导下的垄断国营寡头，完成势力的更迭，必将成为未来的潮流。

通涨时代：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罗建法

    一位在企业从事市场工作的朋友，最近经常为工作发愁：劳神费力制订的市场计划，在一个星期内竟然多次被迫修改，真正是一日一变，而这并不是他计划太随意，而是变化太快。在一周之内，由于上游产业的不停涨价，本行业发生了普遍的涨价乱象，企业也不得不跟着调价，推广方案中的促销价格也一直一改再改，因为他发现按照原来的计划执行，企业就得亏本，而原来报告给老板的广告计划也跟着多次变化。

这是一个膨胀的年代。

 在很多城市，房价已经高耸入云，令众多市民望尘莫及；

而随着猪肉的上涨，一个全面涨价的时代来临。

方便面涨价至少40%，食用油上涨30%，出门吃饭，很多发现平时熟悉的饭店里，饭菜也突然比原来多出了三五元，在遥远的西部，一碗兰州牛肉拉面涨价5毛钱，竟然引起了普遍的争议与骚动——

（小标题）  通涨之殇

普遍的涨价，使一般民众陷入普遍的矛盾中：一方面对于物价上涨破口大骂，恨之入骨，一面又希望自己所在的企业能够涨价，等老板赚了钱后好给自己加薪。不仅是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压力，很多曾笑看风云的企业老板们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一边濒临亏本的边缘，一边却害怕涨价失去已有市场，不得不强打精神支撑；一边是员工经常在耳边诉苦乃至以辞职为威胁，哭着喊着要加薪，一边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很多地方政府为转移社会矛盾，把本是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过头来当好人，指责企业没有很好尽到社会责任，甚至罔顾市场规律，以权力干涉物价，为暂时平息民众情绪不管企业死活，企业家当了替罪羊却无处诉说。据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今年二极度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回落至近几年的最低，悲观情绪日益蔓延。

在工业领域，以往的价格战似乎已经走向了尽头，现在众多商家讨论最多的，已经不是通过降价多少以占领更多的市场，而是涨价多少才能保持更多点的生存本钱。一种普遍的生存恐慌在企业之中蔓延，于是，涨价成为众多厂家的首选策略，——————

中国的企业从未受到如此猛烈的来自市场的冲击，不仅是上游材料涨价引起了普遍的生存危机，而且，普遍的涨价风潮很快影响到作为企业最终主体的员工，物价的飞涨使众多的民众面临生存的巨大压力，而这些人很多都是各种企业的雇员，涨价时代的社会性压力很快传导到企业之中——在深圳，数百工人罢工，要求增加薪水，以保证其基本生存，而这种类似的要求，已经在中国企业中普遍蔓延————

更为严重的是，通涨对于很多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上月，由于原油价格上涨和燃油费开征，媒体传出80家民营石油企业集体打包欲出售的消息，其本来逼仄是生存空间已经荡然无存；由于可赚取的加工费的减少和材料涨价的两端压力，一些冶铜厂商将停产关闭；原料普涨10%与出口退税的减少，使对出口依赖教大的家具、纺织行业大批企业倒闭；近一年来，上海商铺租金上涨30%，广州增长10%，核心城市租金的猛涨，使本土品牌被挤出核心商圈，在上海南京路，著名策划人叶茂中发出惊呼：“这是谁的南京路”？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小标题） 乱中求变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商业社会的突变，将所有的企业都抛向一片汪洋。而在这一剧变中，正孕育着新的商业时代的种子，从混沌到有序，从毁灭到再生，从来都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之路。在这个涨价时代，企业的当下和未来，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许多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将导向一个新的商业时代。

在普遍的压力下，很多企业开始寻找出路。

早在此轮通涨前，家电行业即先期遇到了上游金属材料涨价的考验，无论是美的的成本领先，还是格力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努力，或者是创维的组织变革，都为当下的企业提供了广泛的借鉴；在一些高端产业，如压缩机的普遍的技术改造，通过提高技术含量达到整体更新，从而缓解涨价的压力，技术升级和突破，也客观上将很多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突然的压力，也考验了企业的应变能力与战略调整能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幸存者也必然具备更为出色的遗传基因；

对于很多新兴行业和来说，普遍的通涨则可能以为着新的商机，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很多的订餐公司，他们只用一种搜索工具，并借鉴连锁模式，将目前大涨的就餐费用变为商机；更有一些神奇的企业，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又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使他们摆脱了通胀的压力，拥有独特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商业链条？

   （小标题）  最好的时代

涨价时代的来临，不仅在于促进了当下这个巨变时代的企业的普遍的变革，更在于其无意中开启了一个通往未来时代之门，门外大道通天，那将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去过的，全新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大胆做番预测，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原材料的普遍涨价，企业将步入一个微利时代，未来企业的将更接近商业社会的本质，从依靠横向扩张转变为纵向的综合竞争优势，

寡头必然产生，在更为惨烈的竞争中，各个行业都将出现更为集中的行业格局，那种春秋无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各种行业都将出庞大的巨无霸，独霸天下或者龙争虎斗；

普遍的涨价，使员工的收入增加成为必然，而国民收入增加从长远意义上必然使消费市场发生质的变化，未来的中国的必然完成从外销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转变，进入内需时代后的中国商业社会，必然发生普遍的消费升级；

经过本次危机，以及未来的巨大变化，中国企业将普遍更为强大，在世界领域更有竞争力，其国际化历程将与现在大有不同。而在如此语境下生存和强大起来的中国企业，已经可以步入世界巨头的行列；

随着企业的升级换代与员工的收入增加，各种内在要求都将使新时代的员工发生巨大变化，未来员工的个人知识化与群体的有组织化将变得更为明显，未来的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雇佣关系不复存在；一种以“新公有制”为特征的利益共享机制，以及伴随而来以”新共和制“为特征的企业治权的共和，将成为未来趋势。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宏大的循环图景：由于涨价，使企业积累相当利润，于是具备产业升级能力，也有能力给员工加薪；升级后的企业具备更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员工的普遍加薪，不仅有利于增强整体素质，加速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会带来国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并由此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依托于强大的国内消费能力，中国企业也将普遍完成群体性崛起，于是，企业的发展又可以进行下一轮产业升级和加薪计划————又一个轮回开始。在这个大图景中，作为个人的员工和作为组织的企业，将都获得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互为动力，水涨船高——

……

在这个新的商业社会中，到处盛开了鲜花，也许，那就是梦想中黄金时代。

罗建法

前不久宝钢完成对包钢的并购，号称成为“国内钢铁冠军企业”。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而就在昨天，《反垄断法》正式出笼

宝钢依靠国家投资和扶持，在十年中成为“全运会冠军”，正在其洋洋得意的时候，曾经被它看成没有是前途的塔塔，却通过国际化之路，成长为世界钢铁业第一巨头。

于是，一些人开始出来呼喊，得制定相关规定，保护保护我们的钢铁企业，可别让塔塔进入中国，防止“被国外金融寡头和跨国大集团肢解”。

其实，在国内，类似的‘全运会“冠军有很多，它们的特征，或是得到国家倾斜性的支持，或是依靠行政力量垄断经营，成为典型的“高衙内”，近年来，中国有多家企业进入所谓的“世界500强”，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企业名单，更多的不是自豪，而是应该感到羞愧。

  无论是中石油，还是中石化，或者是中移动，无一不是依靠国家力量垄断市场，他们离开真正市场化的企业还有十万八千里，所谓的‘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企业“，无疑等于把全中国所有的1000多所大学合并成为“中华大学”，然后到外面吹嘘“中华大学”是世界第一大学一样可笑。

在这种思维下的国有大企业，只能成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娇生惯养纨绔子弟，在行政权力的庇护下，靠垄断权力成为“家里横“倒是可能，一参与国际竞争，就变成了“风吹草”，不堪一击。

在世界众多发达国家汇集了普遍性的企业巨头的行业，在中国恰恰是被管制的行业，汽车，银行，通讯，能源等等，不是垄断行业就是半垄断行业，甚至还在有限的开放领域发生了严重的倒退。去年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要限制小型汽车生产企业的进入，就是典型案例。钢铁行业也是如此。本来有一些未来潜力巨大的民营力量，就此被垄断的行政力量扼杀。

纨绔子弟令人失望，国有企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强者。

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崛起的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则面临着非常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中国，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享受种种优惠条件，而民营企业则是在夹缝中生存，沉重的赋税，使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脆弱的市场地位，使民营企业和其创业者，时刻都有可能被行政力量吞噬，更有大量的行业对民营企业制定了种种苛刻的准入条件。

目前，中国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在国际有上一定竞争力的，都是开放性行业，如家电，IT等行业，通过充分竞争，市场自然会优胜劣汰。当初一些人喊的‘狼来了’被正证明是一个愚蠢且腐朽的臆测。当然，也可能这些人并不蠢，只是没有良知，为了某一既得利群体的眼前肉，千方百计要搞垄断，一家欢乐万家愁。所以，害怕竞争，总希望被“保护”，是国有企业的天然本性。

唯有建立广阔的对内开放市场，才能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家电行业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铁律。

对内开放，是一个国家富强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途径，其余都是死路。

除军工及一些特殊企业外，放开管制，打破垄断，中国才有可能出现真正“富可敌国”的企业，否则，则只能用国家的钱堆起来，反向去造一些虚假的“富有企业”。

                       走向共和的“后老板时代”

  罗建法

老板从来就是掌柜的。

但是，一样的老板，命运却迥然不同。

当王均瑶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时，年轻的企业家罗红却如闲人野鹤，骑着白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很多企业家还沉醉在天上地下，唯为独尊的遐想中时，施振荣却早已撒手，进行了自我放逐，泛宏基系则开始天下三分，王中生王。

当很多企业都停留在对于创业英雄的狂热崇拜时，一些经常找不到老板的影子，甚至老板已身陷闹狱之灾的企业，却仍然能够谈笑凯歌还————

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甩手掌柜”，他们潇洒的身影 ，似乎引证了一位先贤的古训：无为，则无不为。

“后老板时代”已经悄然降临。

（小标题）  从英雄时代到群氓时代

天不生此人，万古如长夜？

一个企业兴起之后，企业家往往被看作 “五百年而兴”的王者。不仅是他自己相信有天命在身，其内部员工，也会将其视作传奇英雄，进而产生精神上依赖和权威上的习惯性服从。“太阳”既出，则驱星扫月，独布德泽于江海，形成狂热的英雄崇拜。

如果一家企业失去了自己的创业英雄，又该如何？

2004年冬，创维老板黄宏生因涉嫌造假帐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就此失去了“老板”。

哲人其萎，其无后乎？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失去黄宏生的创维将走向衰落。但是，人们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2004年至2006年，创维的业绩直线上升，在黄宏生缺位的时期，创维不但没有陷进泥沼，反高歌猛进，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创造了没有老板的奇迹？

也许，从局中人的黄宏生身上，才能够找到最接近的真相。2006年秋，身在香港赤柱监狱的黄宏生给创维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亲爱的同事们， 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在全球企业发展的长河中，很多世界级的公司已成功地代代相传，给予了我们以光明的前景”。当黄宏生不得不甩手的时候， 创维“看守内阁”和职业经理人群体，赫然已成擎天之柱。

再来看看那些永不放弃的企业家。对于创业英雄的依赖和使英雄的局限成为企业的局限，过往的权威成为巨大的惯性，使企业领袖的缺陷乃至失误无法得到纠正，导致很多企业兴亡悠忽。巨人之兴，史玉柱的远见与才干居功位伟，而当史玉柱陷入疯狂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影响和制约他，只能看着巨人倒塌，令人扼腕叹息。

商业社会已经用血的代价，证明了一条铁律：一个强大的团队，远比独立颠峰的创业英雄更为强大和重要。所谓的企业家缺位将造成“万古如长夜”只是一种假象，甚至，事实正与此相反：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小标题）  从利益共享到制度共和

《走向共和》曾经在国内风靡一时，表现出了传统社会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回应。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如此，在企业领域，走向共和也逐步成为一种潮流。

商业社会数百年的发展，已经使企业的财富越来越社会化，即使是洛克非勒这样的冷酷的商人，晚年也终于认识到财富不能为个人独占，开始广泛资助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同时，在企业内部，以员工持股为典型的各种激励机制也越来越完善，2007年的世界打工皇帝伊拉尼，其回报达4亿美元之巨，足以抵得上一个中型企业的全部资产。

近年来，国内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已经致力于实现利益共享。张近东号称要造1000个千万富翁，今年5月股市高峰期，苏宁的一位女性股东即套现6亿余巨资；在蒙牛，牛根生 “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理念深入人心；美的成功实现MBO，为众多中高层管理者洞开了财富之门；一向以分权著称的TCL，更是造就了众多富翁，连恍如过客的吴仕宏，也挥一挥手，带走一张1亿元的支票。

利益的分享更象是所有权的“共和”，影响更为深远的企业革命，还在于作为企业经营权的逐步分散，出现了治权的共和。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顺应企业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社会领域的通行规则在企业领域的普及。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一元主义和绝对权力的衰落，多元主义和分权模式的勃兴。已经成为趋势，扁平化的结构将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潮流。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未来权力不仅将从暴力到资本，从资本到知识横向转移，更将从金字塔顶端向底端纵向转移。

同时，数百年以来的人性解放风潮日高，特别是互联网与博客勃兴的信息时代，个性的张杨，个人价值的实现，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遍潮流。在阿里巴巴的办公室里，员工的“艺术照”张扬在办公桌、走廊，甚至是会议室，公然抢夺了‘红头文件”的空间；在户外活动中，商界传媒集团的员工组织了诸如“战狼队”，“猎豹队”，“红军队”等团体，非正式团体的勃兴，使企业的中心作用被稀释，员工个人实现的舞台已远远超越企业的疆域之外；联想、百度的突然裁员，其结果令企业大为意外：大量员工通过博客，突破企业的舆论霸权，发表对企业的尖锐批评，造成了巨大的震动。MSN等私秘空间，使企业与员工的依附与控制关系日益削弱，以控制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已步入黄昏————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甩手掌柜的出现，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商业时代变革的缩影。企业治权的共和，正是人性解放与自我实现意识日益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商业组织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商业对于社会领域普世价值的趋同，汩汩细流，归于滔滔江海。

（小标题）  穿越“帝国时代”

人类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帝国时代，江河横溢，英雄与独夫共沉浮。

企业治理权的共和，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生舞台的共享，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人员自我价值的普遍实现。很多企业之所以做不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无法穿越帝国时代，也无法改良独夫的基因。

将企业看作自己的王国的思想，在中外企业家中普遍存在。既是帝王，则神器不可轻易示人，老板绝不轻易出让企业的治权，去当“甩手掌柜”。相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所有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所有人只有做“王臣”才能生存。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外部竞争加剧时，企业顷刻土崩瓦解。

人性中对于权力的贪欲，使很多企业家无法与内部强人共享人生舞台，更遑论 “甩手”了，相反，一有人功高才大，即刻紧张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演变成无数“功高震主”的荒谬悲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企业最强大的对手，总是在企业内部沉睡。 伊利最大的对手，赫然就是曾经被郑俊怀逼走的牛根生。

事实上，现代商业组织，早已超越了帝国时代的国家组织。企业产权的法律保护，使企业中不存在被“篡权”的可能，甩手并无失控之忧，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企业跟王国不同，处于完全开放的竞争体系中，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永远是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只会井中称王，往往是尔曹身已灭，江河万古流。

穿越帝国时代，走出控制重于发展的固有模式，才能在企业内部满足普遍的自我实现，从而走向企业治权的共和。

    华人世界最著名的甩手掌柜当数施振荣，当年施振荣的放手，导致宏基天下三分，王不见王，但是，却形成了小基丛生，龙行天下的恢弘气象；李东生虽然在《鹰的重生》中隐晦地反省诸侯文化，不过，TCL早期的兴盛正是得宜于其类似诸侯分立的有效放权；王石则将担子甩给郁亮，从此遨游于天地。

曾经历过牢狱之灾的孙大午，更是将企业共和变成一种刚性的企业制度。2004年，孙大午开始推行企业的“君主立宪”，将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进行分离，从制度上将企业家的甩手进程推进了一步。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也只是先行者。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商业社会的进化，将使企业家群体穿越帝国时代，走向企业共和。突破创业英雄与独夫混合的双重角色，成为 “甩手掌柜”，是企业家在新的商业时代中的明智选择。“后老板时代”正如躁动的朝阳，在海天之间喷薄欲出。

             曹操到底该不该杀刘备？

  ——中国企业竞争批判

         罗建法

在本土的语境下，从数千年的纷争中留下的政治、军事智慧中寻找制胜之道，成为企业界的潮流。一部列国相争史，就是一本企业竞争的教科书。

前不久，在广州偶遇易中天《品三国》的现场售书会，在书中，易中天谈到，当年的曹操如果杀了投靠他的刘备，就没有刘备日后的崛起，势孤的孙吴集团也就无法与曹操抗衡，曹操就可以统一天下。易中天关于曹操杀刘备的评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背后的竞争思维，颇值得关注。

其实，这是对于竞争的严重误读。将企业竞争简单地归结为对抗性的竞争，最后的结是血流成河，哀鸿遍野。事实上，对抗性竞争往往是企业发展阶段及整个行业特殊阶段的特例，企业更多时候面临的，是开放性竞争。

（小标题）绝对竞争与开放性的多元竞争

认为曹操杀死刘备就可以统一天下的思维方式，在企业中普遍存在。而其最大荒谬，就是忽略竞争存在的基础，将对抗性竞争策略运用到开放竞争之中。

东汉末年，面临的是群雄并起的乱局。除曹操之外，当时的袁绍雄霸北方，刘表拥数洲之地，更有孙吴集团坐断江南，其余大小军阀不下数十家。而曹操在群雄之中，并没有建立起绝对优势。天下处于开放式竞争之中。

纵使曹操杀掉刘备，也无法保证以后不出现如刘备那样的枭雄，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不过是一种英雄惺惺相惜的台词。“生子当如孙仲谋”，后来的少年英雄孙权，在当时就没有入曹操的法眼。天下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谁敢说使君之外，天下竟无英雄？

曹操杀掉刘备也无法建立绝对优势，反使自己在开放竞争中失去道义优势，所以曹操不干。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这是“黑心曹操黑得不彻底”，就在于没有看清楚开放竞争与对抗竞争的本质区别。有小聪明而无雄才大略。

将对抗性竞争的策略用到开放性竞争中的思维误区，在国内企业中普遍存在。

有一年美的召开空调营销年会，当时年会的口号是“美的美的，打倒格力”。从总裁到一线员工，群情激昂，一时之间，打倒之声此起彼伏，声震寰宇，响遏行云。

而事实上，很多年过去后，美的还是美的，格力还是格力，谁也没有打倒谁。不仅如此，在美的与格力之外，更有数十个行业品牌。

对抗性竞争的思维，表现在企业的具体行动上，就是好斗、嗜杀，必欲致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在市场竞争中，很多企业视竞争对手为敌人，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之势。大家都不计代价，最后形成过度竞争，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正如天下混战时期，有远见的竞争者总是注重收买人心，打造深厚根基一样，在开放竞争的格局中，对于企业最重要的事情，在于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比较优势，寻找合理的行业定位。企业的对抗性竞争，更多的是戕害自身。在天下未定之前，那些残暴好杀的竞争者，往往以失败收场。

对抗竞争的应用，主要使用于双雄对峙的行业格局，这个时候，只要打败了对手，就可以获得近似于垄断的市场地位，而在开放的，动态的竞争中，并不适用对抗性竞争策略。

（小标题）  开放竞争中的绝对优势

执大象，天下往。

紧握日月旋转的感觉，不仅是帝王的追求，也是很多企业的目标。但是，很多时候，企业在开放竞争领域采取绝对竞争的策略，既是一种强悍，也是一种无奈。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国能够用武力统一，在于通过多年的积累，它的实力远远超越所有竞争对手，所以，它能够在后期以一对多，扫荡天下，摧毁一切竞争对手，将绝对竞争战略推行到极至。

     在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广受非议的格兰仕，深得绝对竞争战略的精髓。

主导格兰仕十余年的俞尧昌，将格兰仕的竞争战略归结为一种“价值摧毁理论”，   俞尧昌认为，只有彻底摧毁产业投资价值，让别人不愿意进入，才能保障企业的安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格兰仕曾屡屡发起价格战，甚至因此而赢得了“价格屠夫”的称号。正是这种“价值摧毁理论”，逼迫很多企业放弃微波炉产业，甚至连一些国际巨头如松下、LG等也不得不避其锋芒，由此造就了格兰仕在微波炉领域独霸天下的地位。

格兰仕的 “价值摧毁理论”一直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无法理解垄断的市场却无法产生高利润的现象。事实上，“价值摧毁理论”的出现是微波炉行业的必然。在一个国民收入普遍很低的商业体内，消费终端的特点决定了微波炉行业必然是一种低门槛行业，要在众多企业参与的开放竞争中获得绝对优势，就不得不使用绝对竞争策略，在某一个领域走向极端。而格兰仕的极端，就是低价策略。这是一种强悍，也是一种无奈。

事实上，国内企业普遍流行价格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众消费能力的不足，需求集中在金字塔底部，价格战由此成为一种宿命。所谓的“超越价格战”，恰恰是对于商业需求大势的失察。

就企业的战略目标本身来说，摧毁性策略往往在现实中有效。今日的格兰仕在空调领域转型遭遇重大挫折能够不倒闭，可谓是一种奇迹，而在这个奇迹背后，就在于其微波炉领域的绝对优势，使格兰仕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

曹操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样，在核心的商业价值链上建立“一夫当关“的地位，是建立绝对优势的通用法则。

美孚石油公司开始不过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洛克非勒为了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和美国铁路建立了运费同盟，在同盟内部，经过铁路运输的每一桶石油运费需要1美元，如果不加入他的联盟需要加价1美元，这样所有没有和铁路签订联盟的公司，由于运费过高，最后基本上都倒闭了。洛克非勒由此控制了美国石油的90%多，成为石油霸主。在此过程中，控制运输，就是洛克非勒建立绝对优势的核心商业价值。

绝对竞争的过程常伴随着对于其它竞争者毁灭性的破坏，格兰仕被人称为“价格屠夫”，洛克非勒也被人称为“章鱼”，他们在崛起初期背负恶名，其根源正在于此。

虽然要背负骂名，却还是有很多企业致力于用极端方式建立绝对优势。其秘密在于，只有马上得天下的人，才有资格马下治天下，也才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正所谓强权成国王，强奸成老公。洛克非勒晚年捐赠大量财富建立了洛克非勒基金会。逐步赢得了世人尊敬；目前，格兰仕也宣称要从价格战转到价值创新，其中高端产品所占比例也悄然达到75%，而只有王者，才有如此从容的转身。

（小标题） 竞争均势与先发战略

三国鼎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竞争均势。魏、蜀、吴互相独立，互相牵制，各自存在达数十年。而更为典型的竞争均势，表现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希腊联邦时期。欧洲19世纪的“维也纳条约”造就了一个势力均衡的欧洲，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前苏联为首的阵营，构成了竞争均势，后来的中、美、苏大三角，也是一种竞争均势。

竞争均势在国内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表现得最为典型。在空调行业，格力、美的、海尔三大巨头引领行业发展，同时又互相制衡，海信、志高、奥克斯等二线品牌，以及数十个三线品牌。在零售连锁行业，形成了国美与苏宁双雄对峙的格局，而其它区域性强势品牌，则形成了第二级。这种竞争均势，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轮胎行业的米其林与普利斯通，肯德基与卖当劳，日本的小岛电器、山田电机也是如此。

竞争均势的存在，促使各个竞争参与者时刻保持警惕，有效地规避了大企业病，并且，使企业处于变化和动态之中，有利于创新的出现。而对于非主导性的竞争者来说，行业的均势，也使其免遭强势竞争者的毁灭性攻击。

魏国及其继承者晋，后来能够消灭蜀和吴，在于竞争均势的打破。随着北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其统治集团的励精图治，魏国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最终从竞争均势，转变为绝对优势。从此三家归晋，天下一统。

在企业领域，随着参与各方实力的消长，竞争均势也会发生变化，一种变化，是行业格局发生彻底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行业架构，其二就是格局没有变，只是其中的参与者竞争地位的变化。

对于具体企业来说，在某个领域先发制人，是打破均势竞争的有效途径之一。

长虹在当年的崛起过程中，便实施了先发战略。90年代中期，众多的彩电企业蜂拥而起，各自称雄。长虹在分析了当时形势后认为，彩电价格普遍比较高，已经成为制约彩电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于是，长虹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降价，在全国抢占市场。经此一战，长虹奠定了彩电行业的领袖地位。

　　　先发战略的战略基点实际上有两个。其一是通过先发，抢占市场先机，迅速壮大力量，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也为后进者设置了市场壁垒。

　　其战略基点之二，便是创造马太效应，积聚企业势能。古代老皇帝驾崩之后，新皇登基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接受群臣的朝拜，确立君臣名分，同时昭告天下，这样，便名正言顺。兄弟诸王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与既定秩序抗衡。我们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阿姆斯特朗，但是，第二个呢？一般人都不知道。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这样，通过抢占先机，确定名分，在市场上，可以很轻易地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商业模式的创新，则是打破竞争均势的另一途径。我们不妨看看沃尔玛的崛起过程。

沃尔玛之前，美国连锁行业龙头是希尔斯百货，保证满意、否则原银奉还的策略是希尔斯商业模式的核心。而当很多后来者都仿效希尔斯之后，就形成了以希尔斯一家独大的一超多强的多级竞争格局，形成了一种竞争均势。

而其时的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消费者的注意力从获得满意的保证转移到了价格和消费体验上，沃尔玛创造了保证比对手更便宜这一竞争优势，以低价作为其商业模式的核心，很快就打破了竞争均势，从美国众多连锁巨头中脱颖而出，并最终取代了希尔斯的龙头地位。

在一些新兴行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更是打破竞争均势，建立新的商业势力的不二法门。在门户网站被瓜分完毕后，百度依靠搜索引擎崛起，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另辟奚径，盛大则借网游完成了对于IT行业的又一次颠覆。

只有永恒的竞争，没有永远的霸主。

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里，未来的变化会更为剧烈。商业模式的突变，将变得更为不可预知。同时，竞争均势也更容易被打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体系中，再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也必须时时处处保持警惕，忽视竞争对手的崛起，容忍竞争优势的丧失。都将使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企业必须认识到任何竞争优势都是相对和暂时的，惟有洞察未来趋势，并不断调整进行自我调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发于,<商界评论>07年7月,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有抄袭及剽窃者,绝对追究法律责任.

欢迎交流.ljf96da@21cn.com)

国民收入不增加，中国绝无世界品牌！

                                          罗建法

在刚刚出炉的2007年世界500强中，中国非国有企业无一家上榜，联想到更早一些时候，有关部门宣布，要逐步增加员工收入。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中却有很深的渊源。

       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品牌？这是个令无数人困惑的话题。而事实上，我们看一看世界500强的分布，即可发现，世界500强的企业群落分布，与其所在国的经济母体有惊人的重合性。最强大的商业国家美国，有200多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余的入选企业比较多的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意大利、韩国等，无一不是当今世界上强大的商业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世界品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的商业社会，还没有建立出现世界品牌的深厚根基。

（小标题）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日韩企业崛起

很多中国企业家，都非常羡慕日本和韩国企业崛起，而其实，考究日本和韩国崛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肇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对于日本、韩国企业崛起至关重要。

60年代初，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且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也成为日本企业崛起的助推器，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日本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消费革命。从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而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1965-1974年，日本的“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月的工资。

日本的松下，索尼，电器，汽车等企业，正是在此宏大的背景下，应国民需求而生，并进一步扩张海外，成就世界性巨头。

1980年韩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全斗焕总统上台后，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变革，提出了“安定化、开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针。其两大措施值得深思，一是韩国把昔日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模式；减少对大企业的特别优惠，限制垄断，其二就是普遍提高国民收入。 此外，韩国在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反哺农业，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韩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人均收入在8年内增长2倍，国民的普遍富裕，为其本土品牌提供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其获得了前期的充分积累，作为韩国企业标志的现代汽车，就是在此时期崛起，并且迅速成为普及品。

　 （小标题）低收入制约中国企业登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多年徘徊不前。

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低端商品迅速普及但是无法升级，彩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但是彩电企业普遍亏损的多。微波炉也是，格兰仕利润最低的时候，一台微波炉竟然只有1元钱的利润。目前，中国企业都呼喊要从走出价格战的泥潭，开始品牌时代。现状却是，价格战依旧风行了十几年，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没有足够的利润投入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企业只能在低端徘徊。近年来，众多家电企业在液晶，等离子等高端领域的突围一直无法实现，根本原因就是受制于国民收入的水平低下。很多人总喜欢说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所以诞生不了世界性企业，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和无知。

很多企业的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消费结构的畸形，而非真正的过剩，据统计，2006年，空调行业产能达到了近8000万套，而其库存竟达到